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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杨虎从革命到毁灭的传奇女杰——董竹君与杨虎的交往
董竹君（1900—1997），祖籍江苏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人，1900年生于上海贫民区，父母为人力车夫和佣人，幼年生活贫苦。13岁因父亲患病，天生丽质的她被卖入青楼长三堂子当“清倌人”（卖艺不卖身），15岁结识革命党人夏之时，拒绝赎身、自主逃离青楼与其结婚，育有5个子女。后来因为家庭变故，她从四川重返上海，历经无数难以想象的苦难，创立了名震沪上的锦江菜馆、锦江茶室（锦江饭店前身），并在隐蔽战线一直默默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出资出力。她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秘密交往，对1949年杨虎弃暗投明、暗中保护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起了关键作用。她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披露了其见证杨虎从革命到毁灭的全过程。
因夏之时而相识 董竹君与杨虎的相识，源自其丈夫夏之时。 夏之时（1888—1950），字亮工，四川泸州市合江县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11月，领导成都龙泉驿起义，担任蜀军政府副都督。辛亥革命后，任北伐军四川总司令，参加反袁、护国、护法运动。就在这一时期，来到上海与董竹君相遇。当时夏之时高大英俊、豪放热情，董竹君觉察到他到堂子里来，不是为玩乐，而是谋划革命等国家大事。一来二往，日久生情，后来董竹君竟逃出青楼，投入夏之时的怀抱。1927年，夏之时在派系斗争中失利，被解除所有职务。从此，沉溺于鸦片和赌博。而且这个人重男轻女，对董竹君连生4个女儿深怀不满，最终导致两人婚姻走向破裂。同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以及年迈的父母离家出走，轰动一时，董竹君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版的娜拉”（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名著《玩偶之家》主人公）。 早年董竹君在成都变卖首饰，开过丝袜厂和黄包车公司，因经验不足，生意惨淡而关门。到了上海后，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在闸北谭家桥镇又创办了纱管厂，结果毁于“一·二八”战火。1935年3月15日，在朋友帮助下，董竹君创办锦江川菜馆，一下红遍上海滩。上海保安处长杨虎闻风来店吃饭，要求见董竹君一面，而一贯追求平等、自由的董竹君，想起杨虎在“四·一二”大屠杀的所作所为本不想见，转而一想，开门不打笑脸人，而且以后还得在人家的地盘上讨生活，怎能不理睬呢？于是下楼......董竹君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对此次见面写的很详细： 他（指杨虎）见了我，连忙站立，非常亲切地和我握手说：”啊呀！这店果真是你办的。听说你来上海已五六年了，怎么不来找我？”“不敢高攀。”我勉强敷衍了一句。他立刻说：“哟！不要这样想，不要因为和亮工离婚就不来往了，大家都知道离婚是亮工的错嘛！”立刻给我介绍了座上得宠的太太（绰号小老虎，苏州人），告诉她：“夏亮工就是夏之时，是辛亥革命同盟会的战友，安国拜他为干爸爸的，所以她（指我）是我们的亲家母。我每去四川成都总是要去探望他夫妇俩。亲家母是一位聪明能干、善操家务的贤妻良母，奇女子。说实话，我对女人并无好感，但对亲家母特别佩服敬重。人们都说夏亮工没有福气。”[1] 由此可见，杨虎与夏之时可能早就认识，关系匪浅。后来还在成都不止一次到府上见过董竹君。杨虎称董竹君为“亲家母”，小老虎岂敢怠慢，盛邀董竹君同看海京伯马戏团表演，又约她去她家里共餐，非常殷勤。后来杨安国的正式继母田淑君也派车来接她去杨公馆吃饭，二人逐渐发展为好朋友。这为以后董竹君利用田淑君作掩护，接近杨虎开展策反工作，以及暗中保护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提供了便利。 田淑君是杨虎在原配周玉麒（杨安国之母）死后娶的继室。在杨虎的众多太太中数她最精干，集“中统”特务、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员、上海妇女理事会会长、《神州报》社主任、海员工会名誉理事、兴中学会副理事长等身份于一身。在以后十多年的交往中，田淑君十分敬慕人格独立又敢闯敢干的董竹君，不仅听其劝戒掉了吸食鸦片烟，还积极投入社会公益事业。 1936年1月，为了更好地掩护地下工作，董竹君特意邀请田淑君投资一千元，在复兴公园附近的华龙路（现名雁荡路）八十二号开办“锦江茶社”。从此，地下党可以以品茶为名，在茶室开小会，研究地下工作。 在上海开店，顾客上门惹事生非的事时有发生。有一天，杨虎在锦江二楼吃饭，他的几个保镖和黄金荣的几个徒弟在店堂吃饭，蛮横无理，不尊重店章，为所欲为。服务员礼貌地上前一再劝止无效，董竹君火了，上前把他们痛骂了一顿。杨虎在二楼闻声下楼，出面要他的保镖当场向董竹君道歉。事后，再没有人敢到锦江为非作歹。
从相识到相携 20世纪30年代，董竹君通过四川女共产党员郑德音和蒲振声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表达了强烈的入党意愿。然而，由于当时革命环境险恶，且董竹君需要抚养四个孩子并照顾父母，党组织建议她先从经济上支持革命，而非直接加入。虽然董竹君未能如愿加入共产党，但她毕其一生从未改变追求自由平等的“初衷”。通过创办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董竹君为地下党提供秘密联络点，并资助革命刊物《上海妇女》，印刷革命书籍。此外，她还策反杨虎，让其协助营救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并为新四军输送进步青年。 董竹君长期秘密支持革命事业，具有丰富的阅历与经验，鉴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和杨虎的特殊身份，她与杨虎、田淑君接触中从不谈论政治。1945年董竹君从菲律宾马尼拉回沪，一边整顿锦江店务，一边找党的关系，并主动开展工作。杨虎知道董竹君回国，便到她在凡尔登花园（今黄浦区陕西南路39弄长乐邨）31号的家里探望。董竹君在自传里记下了她第一次对杨虎进行“善意规劝”的情形： 我见他（指杨虎）坐在沙发上面带愁容，神情苦闷，思想上有矛盾吧？我乘机和他谈谈局势，暗示他：该分清局势，看重自己的前途。我还说“像你这样的地位，资历名望，完全可以为国家、老百姓多做些有益的事。”当时他点点头。我未敢深谈，怕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但他已经说：“我只知道你对企业有兴趣，不问政治，想不到你把局势分析得很清楚。”“这是由于爱国心关系，中国人嘛！”我回答。此后，我们来往较多，有机会就谈谈，他颇接受我的意见。后来有几件事是利用他的力量解决的。[2] 通过这一次随谈，董竹君觉得杨虎是可以争取的人物，事后她把会谈的情况向自己的上线田云樵（受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及行动委员会书记张执一领导，解放后任市公安局侦察、治安交通处处长）作了汇报，得到指示要她“勿急，慢慢来”。为了方便杨虎与其他同志见面，董竹君另在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163弄6号租下三层楼房，供解放战争时期来上海负责地下情报工作的吴克坚与杨虎、郭春涛（民革中央委员）、王寄一（农工党中央委员）开碰头会时使用，开会的主题多与策反国民党军官有关。三大战役后革命胜利在望，考虑到特务们可能狗急跳墙，于是董竹君将上述两处房子置换成愚园路1320弄1号，一幢英国式大花园洋房。吴克坚、杨虎他们经常来此碰头，而董竹君则置身幕后，以至于解放前夕竟还有人拉她加入国民党。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春的某一天，田淑君和杨虎的学生王寄一约董竹君去杨公馆做客。到了才知道，杨虎嘱王先开口，原来是王寄一劝董竹君加入国民党，说是为她的企业好，入了党党国就是靠山，别人就不敢欺负你......听完之后，董竹君答道：“可是我不懂政治啊。”田淑君马上接话：“亲家母，不是不懂，而是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董竹君笑笑，就这样敷衍过去了。其实，这样的事情早在开办群益纱管厂期间就发生过，当时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之妻纽有恒曾几次三番拉拢董竹君，邀她加入国民党，结果她以不懂政治婉言拒绝了。 在董竹君和吴克坚的反复劝勉下，杨虎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45年冬天，新四军城工部指示董竹君，送一批男女青年去苏北淮阴解放区。当时，国民党对解放区封锁严密，经过扬州必须有通行证，而拿到通行证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董竹君找杨虎帮忙，她对杨虎说：“从大后方来了十几个男女青年学生，因为抗战胜利要回家乡，但没有经过扬州的通行证。现在想请你帮个忙。”杨虎当即嘱咐他的秘书去找人办理了此事，使这批青年持证顺利通过封锁线，安全地到达苏北解放区。 杨虎还营救过地下党任百尊。那是解放战争时期，董竹君的锦华公司台湾分公司成立时，任百尊向董竹君推荐他的朋友林亚农任经理。1948年1月，锦华总公司让林亚农在台湾收购大批樟脑运往香港销售，不料他私吞了货款后，还联络特务企图加害到台湾去追款的任百尊。董竹君知道后，便去杨公馆对杨虎说：“货款如果收不回，我所办的企业在经济上要大受影响，请亲家无论如何设法帮忙，先把任百尊救出来。”“亲家母”的事情，再难办也不好推脱，杨虎马上吩咐他的学生王寄一写信给在台湾的夫人陈华，并嘱王持信与锦华公司副经理林再谋一道前往台湾。他俩到台湾找到陈华说明情况后，陈华当即介绍任百尊与台湾警务处军统特务刘戈青见面，并取得他的保证，使任百尊脱离了危险。解放后，任百尊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侦察处科员、担任锦江饭店副经理、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锦江集团总经理和董事长等职。 在长期的相处中，杨虎对董竹君的家人也十分关心。董竹君有个儿子叫夏大明，因夏家重男轻女一直留在四川老家，未能随董竹君到上海一起生活。抗战胜利后，在杨虎的安排下，董竹君终于见到了十几年没见过面的儿子，她耐心地给儿子讲述内战的性质，本就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儿子，在董竹君的感召下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由同道到陌路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找到杨虎，递给他一份周恩来、邓颖超的电报，敦促他早日赴京。1949年6月底，杨虎与张澜、罗隆基从上海进京，在北京火车站受到朱德、周恩来亲自迎接，开始了自己崭新的生活。 与此同时，董竹君以积极姿态拥抱新中国的诞生。1951年6月合并锦江两店，创立新中国第一家国宾馆——锦江饭店，将自己含辛茹苦十几年所赚得的十五万美元全部奉献给国家，交出自己的花园住宅，其对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受到周恩来多次肯定和赞扬。 1953年春末，董竹君从上海到北京，便想与杨虎见个面。她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我住杨虎家一星期，见杨虎来往人依然是些旧交，气氛还是老一套，杨虎接受我的建议——多看看《毛泽东选集》，每天上午，他在走廊上很认真地翻看，情绪也不错。唯他老婆陶圣安不满现状，天天闹着要和杨虎离婚，嫌杨虎待遇（部长级）虽好，而无职位，年纪大了，解放了等等理由。杨虎不同意。陶圣安遂一再恳求我说服杨虎。我和王寄一同志商谈后，由我和杨虎谈谈。我对杨虎说：“解放了，陶圣安既然不愿和你再做夫妻，年轻女人应该让她去找寻合适的对象，你也该物色一位贤德的老伴侍候。这样，你俩各得其所。”经我多次劝说，最后杨虎接受了我的建议，与陶圣安离了婚。[3] 第二年春天，王寄一到上海告诉董竹君，陶圣安再三提出要和杨虎复婚。董竹君觉得蹊跷，于是立刻提笔写了一封信，让王寄一回京亲自送给杨虎。信中说：“……陶圣安再三要求离婚，时间不久，又要求复婚，其中必有阴谋，千万勿上当。中共中央认为你对革命、解放上海有过贡献，不追旧恶，待遇颇高，千万不要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盼多学习，思想要跟形势走。”结果杨虎只字未回，终于和陶圣安复了婚。 其实，离婚后居住在天津的陶圣安和特务的活动早已进入公安人员的视线，党和国家对杨虎误入歧途还是想极力挽回的。据董竹君自传介绍：1955年7月2日，她正在北京探亲，吴克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秘书长）找到她，请她出面邀请杨虎夫妇吃饭，因为吴给杨虎去过三次电话，想和他好好谈谈，杨虎都避而不见。5日，董竹君请杨虎夫妇在颐和园吃午饭，但杨虎未到（同一天，杨虎写给日本重光葵和蒋经国的信被截获）。7月25日，杨虎被捕。不久他患胃病，政府特别优待将其转送医院治疗。在杨虎住院治病期间，老朋友范绍增（解放前是国民党八十八军军长，解放后任郑州体委副主任）曾去医院看过杨虎两次，劝他写份检讨争取从宽处理。可他就是不干。 毛泽东主席得知杨虎叛国通敌后，“勃然大怒”，指示“依法处理”。1958年9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杨虎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书列举了杨虎的犯罪事实： 1950年至1953年间，多次通过原部属、潜伏特务周兆棠（已处决）向台湾传递解放军布防情报，并接受保密局长毛人凤指令，策划联络旧部组织“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企图在上海策动暴乱......1956年12月，公安部门在其上海寓所搜出美制收发报机一部、密码本及与毛人凤往来密函三封。[4] 1959年9月，最高法院进行终审，依据其历史贡献和已经71岁高龄改判无期徒刑。杨虎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接受改造”。1966年，杨虎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结束了其复杂多变的一生。 （文/吴云驾）
参考资料： [1][2][3]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4]《新中国反间谍斗争纪实》，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 
发表于 2026-10-9 0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