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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抉择1949，保全上海和自己（06）
协助保全上海 上海集中了全国最先进的企业与设备，也有着发达的金融市场与现代化的城市规模。解放前夕，国民党从监狱、看守所里释放了数以千计的惯盗惯匪和犯罪分子，企图制造混乱。同时，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不甘心失败，加快对大上海的破坏。为此，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主持召开了迎接上海解放的会议，组织十万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参加“三反三保”斗争，即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最大限度保护好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设施，迎接上海解放。 杨虎于1月8日在《申报》发表公开声明，提出救中国及谋致稳定的四大要点，呼吁保全上海，保存中国的复兴生命线。这一声明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国民党内部开明人士转向的标志。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责。留沪监委于2月5日举行座谈会，监委居正、杨虎等五十余人，讨论主题集中于促进和平及政府迁移问题。多数监委对李宗仁代总统要求行政院之迁广州表示不满，主张早日促成国共和谈，实现和平。杨虎也积极与有关方面联系，拟以武装海员名义，希望能搞得一批武器和经费，以便必要时起事配合解放。 4月下旬，解放军逼近上海，蒋介石害怕杨虎为共产党所用，接连派总统事务局局长陈希曾和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来到“兴中学会”，要求杨虎立即设法将该会全部人员撤往台湾。杨虎虚与委蛇，没有从命。见杨虎没有动静，蒋介石侍从室让周力行给杨虎送去飞机票，逼杨虎携家眷离开上海，结果他一拖再拖。有一天，杜月笙奉蒋介石之命又来催促他去台湾，杨虎无法拒绝。只好表面上答应与杜月笙一起走。当他们搭乘荷兰商船，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的途中，杨虎夫妇机智地避开杜的监视，利用船只在吴淞口短暂停留的机会，登上预先安排的小艇潜回上海，匿住在惇信路（今武夷路）英国人控制的寓所里。这一大胆行动表明杨虎已不愿再与蒋介石集团同流合污。蒋介石得知“杨虎失踪”后大怒，悬赏三万银元欲取杨虎性命。 5月3日，中共华东局电示刘长胜、吴克坚：解放军不日即将进入上海，望集中力量保护城市，防止敌人破坏，并要求他们争取颜惠庆、杨虎、杜月笙等有影响力的人物维持上海社会秩序，“不论其愿否出面，均应请其为维持地方效力”。[7]杨虎的保全上海行动表现在多个层面，在政治层面，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国民党驻沪军政人员放弃无谓抵抗；在社会层面，杨虎积极联络上海工商界人士，稳定市场秩序，防止经济崩溃。他特别关注水电等城市生命线的正常运行，当国民党特务计划在撤退前破坏电厂、水厂时，杨虎通过内线及时获知情报，并通知中共地下党采取防范措施。上海刚解放，杨虎又指派张德铭负责与当时上海总工会刘长胜主任洽商，自愿将海员工会全部移交。 解放在即，名人的去留社会影响极大，杜月笙自认为在“四一二”事变中“罪孽深重”，已避走香港，那么另一个上海大亨黄金荣又何去何从？陈毅对此早有考虑，他让上海地下党通过杨虎传话，希望黄金荣留下，协助稳定上海的局势。据黄的管家郑锡文、丁永昌反映，黄金荣亲口告诉过他们：“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写了条托杨虎转交给我。”[8] 可见黄金荣留下，杨虎起了关键作用。黄金荣为了表示悔过自新，把自己掌握的国民党在上海的一些财产造表，由杨虎转交地下党，同时交出400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他还告诫帮会中人不要参与国民党当局逃跑前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从以上种种表现不难看出，杨虎对保全上海是有一定功劳的。 然而，一场警察局对杨虎的诱捕行动正悄悄逼近。5月24日上午，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找来警员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告诉他临时提拔其为代理警察局副局长，并说准备把淞沪警备司令交给杨虎，要陆大公将杨虎找来。对此陆大公心里直犯嘀咕：毛森是想试探自己是否知道杨虎的去处？稍加思索他回答道：“局长，我与杨啸天早已不来往了，不知他究竟住在哪里。但我可以去找一找，只是不一定能找到。”毛森朝陆大公盯了一眼，要他立刻去八楼开紧急会议，听候任命。 会议结束后，陆大公先去找了田淑君，后遇吴克坚所派的联系人肖大成，向他作了情况汇报。肖大成同意陆接受警察局副局长职务，但不同意杨虎出面担任警备司令，也不同意杨虎与毛森见面，以防中了奸计。逃离前，毛森再一次喊来陆大公，表示自己既没有杀陆大公之心，也没有害杨啸天之意。马上要离开了，确实很想同杨虎再见个面，通个电话也行。陆大公强作镇静，回答真不知道杨虎住在何处，也不知道他家电话号码。毛森无计可施，只好悻悻然离去。诱捕杨虎的计划终于落空。[9]
开启新的人生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接连发生6起国民党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假冒“地下党”“地下军”出来抢物资、抢银元，要接管银行、仓库、工厂、电台事件。潜伏的特务组织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大肆活动，气焰嚣张。在这历史性时刻，杨虎以一系列公开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上海解放次日，杨虎与张澜、罗隆基、史良、郭春涛、陈铭枢、闵刚侯、冯亦代、连瑞琦、王寄一、杨卫玉、胡厥文等十二位在沪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发表声明：“上海开始了一页新的历史，上海六百万人民有了新的光明与新的生命。我们站在各民主党派的立场，谨先向可敬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们向领导这个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表示热诚的庆贺。”声明赞扬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呼吁上海市民支持新政权，共同把上海建成现代化工商业的民主的都市。这份声明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5月29日，杨虎以民革中央委员的身份再次与罗隆基、史良、郭春涛等十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声明，提请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严厉取缔假借民主党派名义招摇撞骗的不良分子。声明刊登在5月31日的《华商报》上，这一行动显示了杨虎维护新政权稳定的积极态度，也体现了他对新中国政治秩序的认同。 6月3日晚，邓小平、陈毅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张澜、罗隆基、史良、陈铭枢、郭春涛、杨虎等应邀参加。邓小平、陈毅代表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感谢上海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解放战争期间对中共的支持，尤其是在配合解放军接管上海、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鼓励民主人士就上海重建、经济政策、民主建设等建言献策。 6月11日，已逃往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开除杨虎的国民党党籍。这一决定从反面印证了杨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事实。 中共高层对杨虎的安全十分关心。据档案记载，潘汉年很快找到了杨虎，并递给他一份周恩来、邓颖超联名发来的电报，邀请他赴北京暂住以确保安全。6月24日，杨虎与张澜、罗隆基北上进京。当列车抵达北京站时，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到站迎接。 1949年9月，杨虎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据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王仲方回忆：当时杨虎穿着一套深色西服，戴一副深色眼镜，还把戴在头上的礼帽帽檐拉得很低，好像在故意隐藏身份，在李克农的陪同下进入会场，不签到，直接到排好的座位坐下。会议最后一天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结果发现毛主席少了一票，几年后才搞清楚，原来杨虎那天身体不适，提前退了场没有参加投票。[10]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杨虎以起义将领身份应邀登上观礼台，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时刻。不久后，周恩来总理任命杨虎为政务院参事，并安排他入住东四十二条25号，一座带花园的三进四合院（此处距恭王府1公里，1954年被没收，现为东城区教育局宿舍），每月发给300元生活费，生活待遇优厚。 从上海解放到新中国成立，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杨虎完成了从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共建者身份的蜕变。这一蜕变不仅仅是其政治立场的改变，更是他人生道路的根本转向。 （文/吴云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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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9-29 0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