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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八百壮士”撤退，担任淞沪警备司令期间的杨虎（04上）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国际大都市，是杨虎一炮走红的成名之地，也是见证他个人权力达到巅峰的地方。1932年8月，杨虎“王者归来”担任上海市保安处处长。1936年4月，上海租界警务处的资料显示，是杜月笙提名杨虎接替吴铁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一职的，这是为了方便保护杜的鸦片生意。这一时期，杨虎凭借其政治地位和帮会力量，成为上海滩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而日本军方制造“虹桥事件”以及“八·一三”淞沪战役的爆发，使负有守土之责的杨虎首当其冲，一下子被推到了时代的前台。
积极应对“虹桥事件” 上世纪三十年代，杨虎在上海滩的知名度极高，再次被委以重任，也不全是杜月笙的缘故。上海华美书局主办的刊物《兴华》（1936年第33卷第11期）以《杨虎任淞沪警备司令》为题予以报道，资料极为珍贵，现将全文存录于下： 淞沪警备司令部向由市长吴铁城兼任，兹吴市长以沪上市政繁重，无暇兼顾，爰特迭电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恳辞兼职，俾资专心致力于大上海之繁荣，当蒙允准，并遴委市保安处处长杨啸天继任。 陆军中将杨虎，字啸天，现年四十九岁，籍隶安徽宁国，为革命宿将。曾随先总理及陈英士烈士暨蒋委员长多年，迭参戎机。于民国十六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安徽省政府委员、淞沪第一任警备司令官、国民政府参军、第四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上海市保安处处长。迄今多年，中外感情极洽，各方均极赞誉，今复重膺警备司令，驾轻就熟，勋猷自必益著。[1] 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地方最高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原址在龙华镇龙华寺以北（今徐汇区龙华路2591号）。清朝同治四年（1865）在此建立龙华兵工厂，到了1913年，郑汝成任淞沪镇守使时派遣一个师的兵力入驻厂内。其后这里先后称防守司令部、戒严司令部、警备司令部、淞沪卫戍司令部等。1928年3月改称淞沪警备司令部，直到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988年，淞沪警备司令部部分建筑和二十四烈士就义地、龙华看守所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虎刚担任淞沪警备司令时，因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市区及周围中国军队不得驻防，杨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仅管辖着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的兵力，只够维持社会治安，根本无法应付耀武扬威的日本军舰及驻军士兵在黄浦江肆意横行。 1937年7月5日下午4时许，杨虎突然接到蒋介石的急电，大意是“时局外弛内张，注意发生事变，暗中加强防范，适时报告。[2]”原来有情报说日军在华北、东南可能会同时发起进攻，杨虎不敢懈怠，一方面加强虹桥机场及闸北地区的守备，派员监视日军行动，防范日寇挑衅闹事；另一方面派人与日本领事馆人员接洽，以北方局势紧张为由，商定日方官兵外出经过华界时，须预先通知。 8月9日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要藏开着一辆带斗摩托，沿沪西虹桥路开足马力，直闯虹桥飞机场大门，强行侦察中国军队的番号以及备战情况，遭到我方保安队岗哨（实为应杨虎请求新调入的国军独立二旅士兵）开枪示警，大山勇夫掉转车头直冲机场铁丝网。担任虹桥空军总站站长的李疆雄闻讯立即赶到现场，见状怒不可遏，随即举枪将挑衅的日本官兵击毙在警戒线内。 杨虎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了解事情发生经过，并通知日方派员会同调查；又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后，将一个死刑囚犯换上了保安团的服装，拉到机场东面的铁丝网内将其处死，说是大山勇夫违法越界强行进入机场时，被我卫兵阻挡，大山开枪打死了卫兵，其他卫兵为了自卫，才不得不开枪打死了大山[3]。杨虎还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向他们展示被日军打死的我方士兵的图片，揭露日军蓄意制造事端的罪行[4]。10日《申报》新闻登出：“日军官武装直冲我飞机场，竟先开枪击毙我保安队士兵，保安队还击日军官士兵伤毙，交涉结果双方同意外交解决。” 事后，日方通过尸检发现，死亡的中国士兵是被驳壳枪所杀，而两名日本军人使用的都是勃朗宁手枪，于是日方便将检验结果在报纸上予以公布，使杨虎处于十分被动尴尬的境地。8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向中方提出撤出保安队和拆除保安队防御工事的无理要求，被我方断然拒绝，日方则藉口“保侨”向上海增兵。“淞沪会战”一触即发。 事后，“蒋介石也认为杨虎处事不善，给日本人全面进攻上海提供了‘军事上的借口’，因而对其疏远、冷淡。”[5]事实上“虹桥事件”发生前，日军已计划增兵上海，并通过撤侨完成战争准备。“虹桥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个偶发事件，实质跟“卢沟桥事变”如出一辙，都是日军惯用的手段——制造偶发事件进而抓住时机为扩大对华侵略寻找借口。 但是，“虹桥事件”对杨虎个人而言影响巨大，淞沪会战后他从权力的巅峰一下跌落谷底，从此被排除于蒋家王朝核心权力圈之外。正如完颜绍元在《杨虎其人其事》一文中所言： 紧随着““七·七”事变”后发生的所谓“虹桥事件”，骤然把杨虎卷入国际争端的漩涡中心，从而改变了他此后二十年的命运。[6]
肩负守土御侮之责 对杨虎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后的活动应如何评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过： 抗战初起，啸天负淞沪卫战之责，我军浴血者战，与敌相持时及三月，其协赞之力亦不可没。[7] 作为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肩负着守土安民的重任，其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加强防卫。卢沟桥的炮声，让杨虎寝食难安，他首先想到的是虹桥军用飞机场的安危，如果驻沪日寇发起突袭，机场一旦被占，并利用它支援其它部队在上海登陆，后果将不堪设想。为确保万无一失，杨虎向新任命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请求增援。张治中随即命令中央军第二师独二旅抽调一个营换上保安队的服装，于七月底秘密开进虹桥机场。后来“虹桥事件”的发生说明杨虎有先见之明。 “虹桥事件”发生后日方的强硬态度，使上海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1日，杨虎密电上报南京。下午，蒋介石向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下达命令：向上海进军。早已驻扎在苏州、常熟、无锡等处的驻军三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两个炮兵团，火速开往上海。当晚23时，杨虎等人心急如焚抵达京沪警备司令部临时办公地苏州留园，急见张治中。张司令胸有成竹地告之：“部队明日可全部到达，本人要往南翔、真如坐镇指挥。”次日清晨，各部队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帮助下顺利抵达江湾、真如、杨树浦租界北侧、闸北和虹口公园以北一线，构筑防御工事，等待出击命令。此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是在沪日军总兵力的八九倍，如果蒋介石同意实施张治中之前提出的“先发制敌”建议，消灭其驻军，巩固我腹地，不幻想友邦调停和怕落人口实，没有那句“希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蒋介石复张治中密电》）的电文，淞沪会战初期我方就不会陷入被动。 对此杨虎的自传《革命缀言》这样写道： 是日（指11日）晚十一时，奉总裁电令，在中央大军未到以前，由余负守卫淞沪之全责，余以任务重大，遂积极部署，并往真如一带视察地形，布置防御工事，以备不虞。是时敌军虽增调大军来沪，尚未布置就绪，如我军能先发制人，于十二日即对敌实施压迫，则不难予敌人以严重之打击......[8] （2）备战尽责。自担任淞沪警备司令以来，杨虎积极备战。据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刘劲持后来回忆，当时司令部采取了诸多守土防卫举措，如新修京沪间电报电话线路四条，兴建通向虹桥机场附近的苏州河木桥，修筑国防据点工事29处，绘制详细在沪日军据点位置及全市交通路线图，增设浦东各县沿海监视日舰来往的观察哨，制定南市黄浦江封锁计划和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杨虎还组织帮会人员组织别动队，埋伏在苏州河北虹口至杨树浦一带租界内，伺机扰乱日军后方，或带路帮助我军进攻[9]，等等，为后来“八·一三”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又据上海市保安总团“战斗详报”记录，则进一步证明了杨虎有谋略与担当。文称：自卢沟桥事变后，8月9日前，“本（总）团按预定计划......秘密设防，暗派间谍与特务工作人员及便衣部队严密戒备与搜索，并以兵力一部把守吴淞炮台，阻止敌人登陆。此种部署，经过二十余天，一切工作均已完成。[10]” “虹桥事件”发生后，杨虎为防患于未然，派保安队前往苏州河北岸的日商野村木材会社，不准该企业将可能作军事用途的木材装上船；派保安队守卫凯旋路铁路桥，并在桥上构筑沙垒；派保安队在宜昌路桥布置岗哨，只准中央造币厂工人通过；派警察在重要地区执行戒严，防止日军闯入[11]，等等。 此外，杨虎领导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还注意搜集日军情报提供给军事委员会和京沪警备司令部。笔者在上海档案馆，就发现好几份署名淞沪警备司令部、落款“司令 杨虎”的密电，内容涉及日军动向可能危害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如关于日军拟购地建军火库等密函、关于日欲购引翔港地建机场密报、关于日军在宝山路等处武装演习密函、关于日军在沪西等处武装渗透情报等[12]。 （3）反谍锄奸。日军尤擅长收买汉奸，派间谍深入内地搜集情报，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一位曾经参与过淞沪会战的军官回忆，白天日寇的飞机来轰炸，我军都按照防空要领事前做好了妥善的掩蔽，但是，令人纳闷的是，每次敌机到来，我军控制区地面上便会出现许多闪闪发光的物体，原来是敌寇的间谍或汉奸渗透到防区，手拿镜子给敌机打信号，指引轰炸目标，从而给我军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13] 早在“虹桥事件”发生前，杨虎就发出通告，要筑牢反间谍防线，严惩汉奸份子。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对于上海时局密切关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警务处每日都要记录报告战况，从中可见淞沪警备司令部反间谍的力度。如报告第42号，记载市警察局极司非尔镇警察所8月10日下午3时召开会议，劝居民们晚上尽早熄灯，警惕奸细，随时报告可疑份子的活动。报告第44号 8月12日中午12时30分，有两名持枪日本人被怀疑在上海北站进行间谍活动，而被中国警察逮捕。[14]据不完全统计，淞沪警备司令部先后破获日军特高课潜伏小组6个。同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日企公大纱厂等汉奸团体及其活动密切关注，处决了汉奸组织“黄道会”成员183人。 “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采纳戴笠的建议，利用上海青红帮的影响力成立“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推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和杨虎等为委员，具体负责对日敌后行动。不久，在该委员会之下成立别动队（“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开展锄奸、情报搜集、破坏和组织民众等方式，有效牵制了日军，并对汉奸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4）公关守土。8月13日上午9时15分，一支日军便衣队蹿入横浜路上海保安队防地，与保安队发生交火。下午四时，日军向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八·一三”战役正式打响。上海保安总团原本隶属淞沪警备司令部，淞沪会战时划归第9集团军孙元良72军指挥。而杨虎身兼数职——京沪警备司令部参议、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运输组组长，亲力亲为率淞沪警备司令部机关人员，负责为第9集团军各部协调物资保障。 如：《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旬报》记录：“杨虎每日亲赴龙华兵站，督运捷克式步枪弹百万发至闸北前线。”“8月14-31日，共向前线输送步枪弹580万发，手榴弹12万枚，军粮2300吨。” 《救亡日报》1937年8月20日报道，杨虎调用青帮船只“三日转移难民五万至杭州、宁波”，并征用上海中学、暨南大学作收容所。 十字会《抗战救护报告》载：“杨虎氏协调（宋霭龄、虞洽卿等捐款）设立临时医院12所，至11月共收治伤兵18742人。” 军统局《沪区工作纪要》提到，杨虎利用法租界公董局关系，建立“霞飞路—徐家汇”秘密通讯线，传递日军调动情报。 他自传《革命缀言》里写道：“‘八·一三淞沪战起，余日夜在敌人飞机及炮火威胁下工作”，好几次身处险境。有一天在野战司令部打电话时，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他身前三四尺的泥地里，幸好没有爆炸，否则必死无疑。还有一天夜里，杨虎和秘书吴勉之参加完军事会议返回上海，当时正值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朱绍良两位将军交接防务，途经虹桥路时遭遇敌军密集炮火，他的汽车多次被弹片击中，可谓惊心动魄，险象环生。 除此之外，杨虎负责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在上海工厂迁移联合会的配合下，为上海内迁工厂签放通行证提供便利，使150多家企业成功西迁。这不仅保留了我国工业存续的火种，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也为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西南大后方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杨虎还组织过一次特殊的“转移”：上海沦陷后，周恩来准备离沪，潘汉年找到杨虎，拿到了一张“国军军官出差证明”（化名“李知凡”），杨虎令亲信保镖着警备司令部制服护送‘李副官’，通过青帮控制的码头，乘坐英商怡和洋行“太古号”轮船离沪，然后安全抵达香港转赴武汉（长江局所在地）。 与此同时，杨虎又利用与淞沪各国驻军司令相处融洽的便利，使其助力我国抗战。如英军在苏州河扣留了船运的五万套防毒面具，日军千方百计想据为己有，租界英军司令不予理睬，转身电话告知杨虎，将其全部赠送我军。蒋介石知道后称赞他办得好，并让杨虎代他向英军司令表示感谢。 又如，在淞沪战役发生之初，法大使提议以徐家汇以北地带为中立区，交付法国管理。杨虎认为这对中国军事输送补给不利，所以力排众议，与法使商定容我缓办，从而保住了我国的领土主权。杨虎还利用公谊私交办理过影响巨大的一件事——协助谢晋元的孤军撤退。 （未完待续 文/吴云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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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9-26 1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