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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范”为范,化洽成宁之范镐篇
一 范镐,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举人出身,嘉靖二十六年(1547)任宁国知县。他在《宁国县知县题名记》中介绍,自己与范传真原来同出一族,祖上也居邓州顺阳,在南宋时期南渡鄞县。他回忆在家谱中见过范传真的名字,但当时并不知其曾任宁国令,更不知这位先辈在宁国拥有一份“题首”的荣耀。直到他履职宁国,从县志中才意外发现他与范传真不仅是同宗同邑,更在治县理念上不谋而合,于是一种“旷世相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范镐到任后不久,就在县衙内立石碑,把以前在宁国任职的优秀县令的政绩刻在碑上,并为碑题写《宁国县知县题名记》,彰贤令典范,承治邑初心,文中还阐明镌刻的目的:“令于前而贤者,吾从而师之;其不贤者,吾从而戒之。”题首范传真自然是他效仿的榜样。而《寻化洽亭》诗中“化而有洽,千古攸同”的一声赞叹,更彰显其“师其德政”的坚定志向。 宁国是山区,年年水患不断。对此范镐言出必行,他没有消极等待荒政救灾,而是像范传真那样,以“吏为民役”的态度真抓实干,从根本上解决水利问题,让百姓免于饥馑。如:在全县推行“坝长制”,将水利治理日常化、制度化,通过专人管理水坝,使“水之溢有所泄,涸有所汇,岁稔而人和矣”(明嘉靖《宁国县志》)。他还组织商户捐资兴建河沥溪大桥桥亭,以方便百姓、商人与旅客过桥或坐船时休息,他为这座亭题匾“画桥流水”。建亭看似小事,实则是他正践行范传真提倡的“利于人”的为政之道。此外,范镐曾捐俸修建仪仗库,重修东察院、西察院、府馆等公共设施,整修北城楼。这些举措保障了地方治理的正常运行,体现了范镐以“役于人”的姿态一心服务于公,以“食其力”的本分回报于民的执政特征,是名副其实的范传真吏治思想的传承者。 范镐深知,执政要抵达“化洽”之境,单靠物质层面的便民惠民是片面的、肤浅的,范传真倡导的“化导”文化传统必须坚守。化民宜先化官,范镐一方面在县衙内刻碑,并写下《宁国县知县题名记》,将历代贤吏与劣吏并陈,为继任者提供一份激浊扬清的“官箴”;另一方面又组织编纂《宁国县志》,将一方水土的德政传统、先贤风范、治理经验记录下来,传之后世,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这部刊行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县志,目前成为宁国现存最早的县志,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他还旌表孝妇胡氏,树立符合儒家伦理的民间道德典范,引导社会风气。这些举措,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范镐自上而下的教化实践,润物细无声地引导宁国民风归于“慈爱礼节”。
二 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矛盾丛生,社会动荡,而宁国“小民黠梗,不习礼教”,更加难以治理。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如何实现“化洽”之理想?范镐以水为师,在《河沥溪新建桥亭记》中通过观水领悟到施政的方略——“治水以顺为道,治民以顺为方”,继承并发展了范传真的治县理念,为实现“化洽”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范镐将“顺”确立为治理的核心方法论,主张治理需顺应民情,因势利导,不可强推硬压。为政者如能以诚心为源,以仁政浸润,以道义支撑(“心为源委,仁为恩波,义为砥柱”),在施政时不违逆百姓本性,同时明确法度规矩(“顺以治之,弗拂其性;陈以艺极,章以轨物”),百姓自然不违政令,归于礼教。 至此,范镐以“以顺为方”,将范传真的县域“化洽”理想上升到可操作阶段。他们二人,一个回答了“为谁治”(吏为民役),另一个回答了“怎么治”(以顺为方)。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化洽”治县的完整闭环。而范镐本人,于实处着力,于化处用心,也以“师其德政”的自觉与“顺以治民”的实践,成为继范传真之后的又一治县典范。
三 以“范”为范,还要学其“传之后世”的接力意识。范镐寻亭,寻的不是一座亭,而是一条“亭以政成,名以德隆”的治县之路。他刻《题名记》存贤戒劣,修《宁国县志》传之后世,深知好的治理经验不能因人事更迭而中断。他提出“治水以顺为道,治民以顺为方”,既尊重规律、顺应民情,又“陈以艺极,章以轨物”,建立规矩、明确边界。 范传真与范镐跨越七百年的接力,留给后人的,更是一组至今仍值得追问的治理命题:为谁而治?怎样治理?什么才算好的治理?好传统如何不断?“化洽”之“洽”,不在文字里,不在亭台上,而在百姓的生活中、口碑里;“成宁”之“宁”,是成就一方土地的安宁,也是成就宁国这片土地的千年福祉。衷心期待宁国的明天更美好,越来越好! (文/吴云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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