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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范”为范，化洽成宁之范传真篇
一 宁国城东（今城东路与邮电南路交界处），曾有一座化洽亭，由唐朝县令范传真修建（他于804年始任宁国令）。“化”即教化、感化，以慈爱礼节引导百姓向善；“洽”即周洽、融洽，使教化深入民间，官民和睦，社会和谐。这座亭的兴建，正寄托着范县令教化周洽、政通人和的治县理想。 896年，唐朝翰林学士沈颜在担任淮南巡官期间，因仰慕范传真的做官风范和身处乱世对“治世”的深切渴望，来到宁国瞻望化洽亭，此时距范传真建亭已近百年。之后，沈颜写下《化洽亭记》，记述此亭由范传真选择一处旧别墅的地基兴建，有堂有廊、有庭有竹，亭两边有水池，“泓泓盈盈，涟漪是生。兰兰青青，疏篁舞庭。”亭前则有低矮的山丘，后有平缓的山岭，正是化洽的天然之地。沈颜发现，范县令到来之前宁国“物景颓圮”，来了之后此地“物景明媚”。因此在他看来，“化洽亭”不是一座普通的亭子——它是德政的见证，更是化洽的象征。 明代，同宗后裔范镐履任宁国知县，寻访化洽亭遗址，有感而发，写下四言诗《寻化洽亭》。诗曰： 亭伊谁构，前令范公。 址伊何所，名在亭空。 亭以政成，名以德隆。 化而有洽，千古攸同。 诗中虽流露出范镐对时过境迁带来“名在亭空”的怅茫，更多的却是对前人“亭以政成，名以德隆”的追思，而结尾“化而有洽，千古攸同”八个字，则凸显了晚辈对前辈的隔代致敬以及对自身治县使命的自觉认同。两位范姓县令虽相隔数百年，却同出一族，且先后主政宁国。这座亭，俨然成了连接他们情感共振的历史纽带。 2014年，经原市政协主席张贤南提议，化洽亭于宁阳公园西山顶复刻重建，古亭以新的面貌重回世人视野，宁国延续千年的“化洽善治、慈爱礼让”德治传统和文脉也得以赓续。如今，回望这份历史遗产，汲取地方治理的智慧，对于赋能当下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 范传真，邓州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出生于名望显赫的官宦世家。据范氏家谱记载，五世祖范履冰曾任武则天朝宰相，范传真父亲范惀曾任户部员外郎，与诗人李白等多有交集，杜甫在诗中称其为“范十”（范惀在范氏家族中排行第十），李白称其为“范居士”。范传真兄弟五人，他为长兄，下面有四个弟弟，依次为传式、传正、传规、传质。因家学渊源深厚，博学宏辞，弟弟中三人进士及第，唯传规未中。值得一提的是，范氏一门与皖南宣城情缘颇深：其祖父范冬芬曾任宣州刺史；范传真本人于贞元二十年（旧志称元和年间，误）任宁国令；其弟传式、传正（字西老）先后出任宣歙观察使（治所宣州宣城县），传正还曾在当涂留下为李白迁坟圆梦青山的佳话。（陈林《李白笔下“范居士”揭秘》） 明代之前，除了《化洽亭记》、《寻化洽亭》和范氏家谱外，柳宗元的《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明府”是唐代对县令的尊称）也是人们了解范传真早期任职和治县理念的重要史料。范传真来宁国之际，32岁的柳宗元正身处长安，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与范传真的三弟范传正是同僚。柳文叙述了范传真早年担任的两个官职：其一，他初到京城，有“端悫而习于事、辨达而勤于务”之能，被宰相获知，调到门下省任考绩官；其二，任京兆府武功县尉。因在两地履职公正廉洁、才能卓著而名声渐隆，后由吏部擢升为县令，派往宁国。 范传真的为官之道，通过范传正转述得到其同僚们的赞赏，众人以当时盛行的方式赋诗赠别，柳宗元亦感其德而为诗集作序。《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最精彩的段落，是范传真针对时人普遍追求“京职美差（美仕）”的风气所作的回应。他说道： 不然，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与其给与于供备，孰若安于化导，故求发于所学者，施于物而已矣。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乎？吾心而不愧于色，苟为是焉，足矣。 范传真的一句“不然”，直接否定了这种以职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为荣的“京官崇拜”价值观，他认为为官之美在“利乎人”，好官应该让百姓受益；为政之要在“化导”，与其在京城为权贵们提供各种物资供给，还不如学有所用，选择去地方教化引导民众；官吏是民众的仆役（“夫为吏者，人役也。”），食民之禄就必须报答民众，道出了他心中的“为吏之本”；官吏要致力于推行“慈爱礼节”，消除欺瞒、虚伪、欺凌和暴虐，“以惠斯人”造福百姓，才能问心无愧。这是他坚守的“为吏之德”。 范传真这番话（也间接表达了柳宗元的吏治见解）确实识见不凡，既是他执政理念的宣示，也是对中国优秀吏治思想的重塑。其中“吏为民役”观点的提出，在当时实属石破天惊之论。一个封建官吏，不仅不高居于百姓之上，以“治人者”、“牧民者”自居，而且认为百姓是主人，自己不过是“役于人而食其力”的仆役，其职责在于“利乎人”“惠斯人”，为民谋福利，以报答百姓的奉养之恩。在这里，权力被重新定义为“服务”，而不是“支配”，从而跳出了传统“官尊民卑”的固化认知，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高度。这既是对官场传统和主流价值观的一次自觉反拨，也是传统官民关系的重构，古代“公仆”意识由此萌芽。这比周公旦提出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传统民本思想走得更远。
三 “言必行，行必果”，范传真说到做到。他最受后人称道的政绩，是主持修复大农陂水利工程，深为民利，民颂不绝。元和四年（809）宣歙池观察使卢坦巡察宣州时，委任宁国令范传真代理南陵县令，范传真知道水利乃农耕之本，认定修复废弃的陂塘是“利于人”的善政，于是“仁以抚驯，悦以附来，法以督奸，勤以劝劳。”（韦瓘《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经过三十天不懈努力工程得以竣工。此工程一方面可导引江流六十里，另一方面可带动开辟荒田数万亩，可谓功比西门豹治邺，境内因此数十年“物不夭落，民得休泰。”兴修大农陂之后不久，范传真得到重用，升任监察御史，回到长安。三年后（813），当朝状元韦瓘受当地官员和乡民请托，撰写了这篇为范传真纪功的碑文——《大农陂记》。 据《化洽亭记》描述，范传真上任之前，宁国历经战乱，“开元之治”的盛世景象不复存在，目光所及之处“稂莠蔽川，嘉树不长。氛烟塞路，清泉不发。”他来宁国之后面貌焕然一新，绝非偶然。韦瓘曾从法治、道德、施政、能力四个方面评价他的功劳：以严格的态度查办奸邪，以廉洁的作风约束自身，以温和的方式接纳百姓，以敏捷的才能处理政务（明嘉靖《宁国县志》载：“韦瓘称其肃以检奸，廉以约身，和以纳民，敏以应物”）。沈颜也给予范传真很高的评价：治理百姓卓有成效，任事用人各得其宜（“治民有瘳，任人得逸”）。范传真不仅在物质层面惠民，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化导”，如建化洽亭，教化百姓永远记住融洽相处，以和为贵；又塑孔子及群贤像于文庙，重建文化地标，向社会明确传递重振文教、回归秩序的强烈信号。这些举措是他“美仕”信条的生动注脚，也是他“化洽”之治理想的主动作为。
四 综上，范传真堪称地方治理的典范。范镐在《宁国县知县题名记》中将其列为诸名宦“题首”，可谓实至名归。 以“范”为范，首在学其“吏为民役”的为官本色。范传真一生践行此言，食民之禄，报民之恩。他最值得记取的，正是对“权力”的重新定义——“夫为吏者，人役也”。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从县尉到县令始终如一的行为准则：以“利乎人”为“美仕”标准，以百姓受益为政绩检验，以“肃以检奸，廉以约身，和以纳民，敏以应物”为自我要求。 千载之下，为政者当思：政绩不在碑刻之高，而在民心之洽；为官不在位望之显，而在利人之实。若当政者始终以“群众是否需要”为服务宗旨，便是对“吏为民役”最好的传承。这或许正是“化洽”二字最朴素的当代意义——让一方百姓安宁和睦，便是“化洽成宁”的根本所在。 （文/吴云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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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9-9 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