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的生死救赎：第六章 老六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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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子春树

第六章：老六的眼泪

我是老六，家里唯一没病的。可我活得比谁都苦。

因家庭变故，我十三岁时，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校园，为了家，为了父母而到工地打工。锯钢筋、，搬砖、扛水泥，手指磨得全是血泡。每次回来，我都把钱塞给母亲，说：“娘，给姐姐们买点药吧。”

有一年冬天，我发着高烧还在工地上干活，差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工头骂我不要命，我红着眼睛怒吼：“我要是死了，我爹娘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回家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娘，我害怕……我怕我撑不住……”

我不记得自己有过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家，总是被一种挥之不去的药酒味笼罩着。四姐、五姐都是风湿性关节炎病，一年里有大半年在家坐着或躺在床上。

我是家里唯一健康的孩子，也是仅存的唯一的男孩。这个身份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优待，反而像一副沉重的枷锁，从我懂事起就压在了我的身上。

五岁那年，我看着母亲蹲在灶台前熬药，那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我走过去，学着大人的样子往灶里添柴火。母亲回过头，疲惫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摸了摸我的头：“咱家老六长大了。”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必须快点长大。

八岁时，我已经能熟练地做所有家务：挑水、做饭、喂猪，洗衣、煎药。村里的水井离家有半里地，我个子还没扁担高，两只水桶只能装半满，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走回家，水洒了一路，像我的童年，一点点流失在尘土里。

有一次，我蹲在院子里给四姐煎药，不小心打翻了药罐，滚烫的药汁泼在我手上，瞬间起了水泡。我疼得直抽气，却不敢哭出声，因为四姐在屋里睡觉。母亲回来看到，什么也没说，只是抓了一把土敷在我的手上，然后用破布条裹住。夜里，我听见母亲在隔壁低声啜泣。

那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是家里唯一的指望，我必须坚强。

十三岁生日那天，村里有个在城里工地干活的远房表哥回来探亲。我找上门去，仰着头对那个高大的男人说：“哥，带我去城里吧，我能干活。”

表哥打量着我瘦小的身板，笑了：“你这小身板，城里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地方。”

“我能行！”我倔强地说，“我什么活都能干。”

父母起初不同意，但我一遍遍地劝：“娘，我去城里挣钱，能给家里减轻负担，也能给姐姐们买好点的药了。我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大忙，读书还要花钱，还不一定考上大学，不如出去闯闯。”

最终，母亲含泪答应了。临走前，她塞给我两个煮鸡蛋和二十块钱——那是她攒了不知道多久的私房钱。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背着一个褪了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双布鞋。临出门前，我挨个看了姐姐，把她们的样子牢牢刻在心里。

“我会回来的，”我默默发誓，“带着钱回来。”

城里的工地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还要嘈杂。到处是钢筋水泥，到处是灰尘泥土。工头看我年纪小，本来不想要，是表哥好说歹说才同意让我试试。

第一天干活是搬砖。一块红砖大概五斤重，我一次能搬八块。从砖堆到施工楼，来回一百多米。一天下来，我的手指磨出了血泡，肩膀又红又肿，回到工棚连饭碗都端不起来。

表哥看着心疼，说：“明天少搬点，别这么拼命。”

我默默地摇摇头：“没事，习惯了就好。”

我真的很快就习惯了。手上的血泡破了，结成茧；肩膀的红肿消了，变成坚硬的肌肉。一个月后，我已经能和大人一样干活了。工头看我勤快，不再计较我的年龄，正式录用了我。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拿到六百块钱。握着那叠钞票，我的手在发抖。周末，我请了半天假去邮局，寄了五百五十块回家，只留下五十块钱作为生活费。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歪歪扭扭地写着：“娘，给姐姐们买点药吧。”

那天晚上，我破例去工地外的小摊买了一碗带肉的刀削面，吃得满嘴流油。那是我离家后吃的第一顿像样的饭。

工地的活又累又危险。夏天，太阳把钢筋晒得烫手，碰一下就能起泡；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什么活都干：搬砖、和水泥、扛钢筋、清理建筑垃圾......我没有选择的资格，因为我需要钱，很多很多钱。

工友们大多是有家室的中年人，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奔波劳碌的苦命人。他们看我年纪小，又这么拼命，都对我格外照顾。有人会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我一块，有人会教我干活的技巧，有人会在夜里帮我盖好蹬掉的被子。

我感激这些粗糙的善意，但我从不敢放松。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发工资那天，我会第一时间把钱寄回家，然后在电话亭排长队，给村里小卖部打电话，让店老板去叫母亲来接。

“娘，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你在外面别太省，该花的要花。”

“我够用了，爹爹还好吧，姐姐们的病好点了吗？”

“都好，你别担心，在外一定要注意身体，时时小心。”

这样的对话每月重复，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仪式感。

在城里的第二年冬天，我已经十五岁了。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工地上结了冰，干活更加艰难。我感冒了，发着高烧，但不敢休息——因为请假要扣工钱，而且年底工地赶工期，工头说了，坚持干完这几天还有奖金。

那天我是在脚手架上传递建材，头晕得厉害，每走一步都感觉脚手架在摇晃。突然一阵眩晕袭来，我脚下一滑，整个人向外倾倒。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的大李一把拽住了我。

“你找死吗？不要命了！”大李怒吼道，声音里满是后怕。

我站稳身子，喘着粗气，眼前还在发黑。我看着脚下几十米的地面，突然一股莫名的愤怒涌上心头。

“我不是故意的，为什么要死？我要是死了，我爹娘怎么办？！”我红着眼睛怒吼道，声音嘶哑，“我死了，我娘谁养？我姐姐们谁管？”

大李愣住了，周围的工友也沉默了。大家都知道我家的情况，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少年心里压着这么重的担子。

那天晚上，我烧得更厉害了，工友们凑钱买了药，逼着我休息。我躺在床上，浑身发抖，感觉自己可能要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了。这个念头让我害怕，不是怕死，而是怕死后家里怎么办。越来越年老的爸爸妈妈谁来管？

第二天，我勉强能起床，就向工头请了三天假——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主动请假。我买了最近一班回老家的车票，一路昏昏沉沉。

到家时已是深夜，母亲开门看到我，又惊又喜。屋里还是那股熟悉的药酒味，但似乎比记忆中淡了些。姐姐们已经睡了，爸爸听到我回来了，咳嗽着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佝偻着背坐在门边的小凳上，默默地打量着我。我和母亲坐在灶台前，灶里还有余温，暖和着我冻僵的手脚。

“娘，我害怕，”我突然跪在母亲面前，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我怕，我撑不住了。”

母亲愣住了，然后慢慢蹲下身，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就像我六岁那年一样。

“傻孩子，”母亲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敲在她心上，“活着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好。活着就是勇敢，要加油！。”爸爸像个女人似的在一旁边流泪边咳嗽着，“勇儿，累了就别干了，还是回家读书吧！”

那一夜，我睡得很沉，是两年来第一次没有梦见工地和钢筋的一夜。

在家只待了两天，我就返回了城里。母亲的话就像一剂良药，虽然不能减轻身体的疲惫，却让我的心重新变得坚实。

回到工地后，依然拼命干活，但不再像以前那样不顾死活。我开始注意安全，累了就休息，因为我记住了母亲的话：活着比什么都好。

工友们发现我变了，虽然还是沉默寡言，但眉宇间的沉重似乎轻了一些。有人开玩笑问：“老六，回家相亲，准备娶媳妇了？怎么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我只是笑笑，不回答。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从少年长成了青年。我的手完全变成了劳动的手——粗糙、布满老茧，指关节因常年用力而微微变形。我的脊背因为常年扛重物而有些微驼，但眼神却越发坚定。

四姐的关节炎症经过持续治疗，发作频率明显减少，也能经常起床，自食其力，料理简单的家务了。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药酒味渐渐散去。母亲脸上的皱纹似乎也浅了些，每次我回家，她都会做一桌子菜，看着我吃，自己却很少动筷子。

“爹、娘，你们也吃。”我会给母亲夹菜。

“我们吃过了，你多吃点，城里辛苦。”母亲总是这样回答。

八月的太阳像熔铁般炙烤着工地，汗水沿着安全帽的塑料帽檐滴下来，先是在满是灰尘的脸上冲出一道道浅沟，然后继续往下淌，落在早已湿透的工服上，落在裸露的脚踝上，最后滴进干裂的黄土地，瞬间就被吸收了，什么也不剩下。我扛着最后一根钢筋，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钢筋硌在肩上，硌在我的锁骨上，每走一步，那种坚硬的压迫感就加深一分。我咬着牙，嘴唇干得起了皮，眼睛被汗水腌得生疼。工地上机器的轰鸣声、钢筋碰撞的铿锵声、工友们的吆喝声，所有这些声音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糊不清。

“活着比什么都好，加油。”我突然想起母亲的话。

但我没有停下，而是调整了一下姿势，继续向前走。

“加油！活着比什么都好。”我又想起了母亲的话。

这句话陪伴我走过了两个年头。在手指磨出血泡时，在差点从脚手架上摔下时，在发着高烧仍要坚持干活时，在无数个想家的夜晚，这句话就像黑暗中的一点微光，指引着我前行。

我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慢慢蹲下身，把肩上的钢筋卸下来。随着重量的消失，我感到一阵轻松，仿佛卸下的不只是钢筋，还有这些年来压在肩上的重担。

我直起腰，望向西边的天空。太阳已经开始偏西，金色的光芒洒在工地上，给冰冷的水泥钢筋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泽。一阵微风吹来，拂过我汗湿的脸，带来一丝凉意。

工头在远处喊：“收工了！”

工友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拖着疲惫的步伐向工棚走去。我却没有立刻离开，我站在那里，看着这片我参与建设的楼房。它们从无到有，一天天拔地而起，就像我自己的人生，虽然艰难，却在一点点向上生长。

回到工棚，我冲了个凉水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忽然从枕头下摸到了一本书。那是我出来打工时，带来的。想抽空再看看学学。看到书，我心头一震，心想：“老师啊，我还能回去读书吗？”一边想着，一边把书仔细收好。

晚上，我失眠了。这是我进城打工以来第一次失眠。“我要永远在工地打工吗？”“陈勇，你成绩这么好，现在缀学打工太可惜了！”“你什么时候想学了，随时欢迎你回来！”班主任说。

我思绪翻滚，夜不能寐。“我还能回去读书吗？”我想着、想着，渐渐进入了梦乡。

“我要读书！我要读书”，我在梦中大声地喊着。

“你怎么了，老六”“老六、老六，你怎么了？”睡在隔壁的大李从床上坐起来，走到我床边推了我一下。我一下子惊醒了。

“你在说什么，我要读书！做梦了吧？”大李惊讶地说。

“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是的，不知怎么梦到了，我想回家读书！”我怔怔地说。

“想读书时好事，你年龄还小，能多读点书肯定有用，你看工地上技术员，监理，施工员，哪一个没有文化行呀！千万不要像我们当一辈子泥腿子，只能出苦力！”大李真诚地说。

大李的话，像黑夜中一点微弱的光，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回家读书，这个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的计划，就像一颗种子，悄悄在心里发芽。

“谢谢你，大李”。我从床上坐起来，对着大李真诚道谢。

这时，我想起了两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个夜晚，满天繁星像碎钻石一样洒在黑丝绒般的天幕上。那时的我又瘦又小，对未来充满恐惧，但心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两年过去了，我不再是从前那个瘦弱的少年，但那股劲头还在，甚至更强大了。

第二天，干完活，回到工棚，大李正在给大家发烟，看到他进来，递给他一支：“老六，明天工地验收，咱们这期工程就算完了。工头说下个项目在城南，你去不去？”

我接过烟，但没有点燃：“我再想想吧。”

“怎么，有别的打算？”大李挑眉。

“是的，我想回去读书了”。我轻声说。

工棚里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惊讶地看着我。在这些工友眼中，我就像工地的一部分，永远不知疲倦，永远在干活。没人想到我会有离开的一天。

“好事呀，”大李拍拍他的肩，“你这两年干的活，比有些人十年干的都多。一个十几岁的娃娃，真的累坏了。”

那晚，我睡得很早，第二天天不亮就醒了。今天是这期工程的最后一天，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太阳升起时，我已经站在工地上了。晨光中，高楼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金色的光芒。我参与建设的这座城市，正在醒来。

工头召集大家开会，分配最后的清理工作。我被安排去清理顶层建筑垃圾，这是我在这期工程中的最后一项任务。

乘坐施工电梯上楼时，我透过铁丝网看着逐渐变小的地面景物，心里出奇地平静。这些年来，我第一次感到肩上的重担不再那么沉重，第一次觉得，也许我也可以有自己的另一种生活。

清理工作很顺利，中午时分就全部完成了。工头宣布下午放假，明天结算工资。

我没有和工友们一起去喝酒庆祝，而是独自一人爬上还未完全竣工的楼顶。站在高处，我可以俯瞰大半个城市——纵横的街道，穿梭的车辆，熙攘的人群。这座城市曾经陌生而冷酷，如今却显得亲切了许多。

两年前，我来到这里，除了勇气一无所有；两年后，我即将离开，带走的不仅是积蓄，还有成长的痕迹和活下去的勇气。

“活着比什么都好。”我轻声重复着母亲的话。

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橘红色。我站在楼顶边缘，风吹动着我的衣角。我不再是从前那个害怕撑不住的少年，而是一个真正理解“活着”含义的男子汉。

明天，我将在故乡开始新的生活。但无论身在何处，我都知道，自己会继续勇敢地活下去。

因为活着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