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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华和平同学（之二）
“小散文”与“大散文” ──华和平写作五人谈 ■李为民/高月明/韩珺/焦正达/方文竹 （转自2009年9月7日《皖南晨刊》）
方文竹(皖南晨刊栏目编辑，著名诗人)：华和平先生多年主要从事散文写作，为我市重点作者之一，影响较大，在宁国文坛更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 华兄的作品以写生活为主，今天发出的几篇即是，其观悟和灵境当然可靠。但我认为，华先生最优秀的篇章即是写历史文化反思的题材(我将前者称为“小散文”，将后者称作“大散文”)，大开大合，思意纵横，其广度、力度、厚度俱佳，实为我市此类写作之顶峰。当然，作为一个虔诚的写作者，如何面对一个从“我”出发而又创造一个新的“我”，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李为民(宁国中学校长)：读过华先生的散文，我的感觉是：人如其文。他的“小散文”质朴无华，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恰似一位着便衣布鞋的农村老者，挂着和蔼的笑容，平静而又语重心长地在述说着，话语中透射出沉稳和睿智。他的“大散文”平实厚重，每每长于从历史的积淀里提炼着现实，宛若一位勤于思考、善于探索的思想家，含着深邃的目光，在旁征博引中抽出了一条条令人信服的结论，给人以举重若轻的享受。“小散文”展现的是作者的灵气，是作者情感泉眼里的流水。“大散文”则体现的是作者的思想，是作者理性思考酝酿出的美酒。华和平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情感丰富而又理智非常的作家。
高月明(诗人)：散文发展到今天，不论从题材、文本品质、思想的衍射等方面来看，都已变得更包容、更随意、更原生化。但过度的实验，已将语言澄澈的本性割裂得面目全非。尤其新生代诗人对散文写作的介入，对语言及文本的强化性试验，将散文写作推向“抗拒阅读”的幽深而险绝的境地。当代一批写作者，对我们沿用至今的根植于传统的主流语言表现出极大的“无耐心”，他们试图用字词来制造一种晦暗不明的“和声学”，使散文写作变成了没有适当听众的、模棱两可的活动。这无疑是一种“文字癌症”的蔓延。其实真正有生命力的散文，不是形式上的“高蹈远举”，靠的是基于对生命、世事和人性的洞悉，从而再现对语言功能的宽宥和信任。华和平先生的散文，一直以来忠实地遵循着朴素、纯真、温柔敦厚的写作伦理，他所奉献给读者的都是场域清晰、秩序井然、质感强烈的可触摸世界，他的语言明朗大器、蓬勃而务实，不矫情、不铺张，简约而具风神，忠实地服务于情感的表达和叙事，所以，他的作品是不借助于“解码器”的，既“真诚可读”又“开放透明”。对于华先生的作品，我们在进行“没有歧义”的阅读实践的同时，首先对他“仁慈地叙说”产生着迷，继而与他笔下的事物发生“孪生意义”的共鸣。这是一条文学的“普适性”真理，这或许也是许多人对戴维·梭罗“一见钟情”的缘故。在“真理”和“秩序”中，华和平一直坚守“不逾矩”的文化情操，这是一种“古典关怀”的善意容纳和默许，对“温良”和“道义”的不离不弃，成就了华和平先生的散文风骨。
韩珺(宣城市作协理事)：我始终相信一个忠实的写作者其命运将永远会被语言所承担。语言负担起来的生命通过叙述在时间的永无穷尽中延续了光芒。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注重语言的力量。语言的修辞让世界呈现出不同的表达，然而任何一种表达都不能够脱离心灵而单独存在。由此可见，当语言回复到最质朴的状态，能够与心灵平行，并且在更多时候缘自心灵真诚的行走，我们便不难聆听到那悠远的回响在我们的上空像树叶一样密集，像故乡的命名会让我们怀念山村、车站、女人和酒。“一切事物都是某种文字的单词”。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秘密编织了一个写作者的内心历史，这不仅仅需要勇气、忍耐，还有对文字危险而又极端的热爱，这一情结在更多时候会让我们冲破文学大师的笼罩，使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渺小，而是在明与暗的现实中倾尽的顽强挣扎。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华和平老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感染力，更多的是他通过作品向我们传达的那些抵抗时间的使命，即由语言所承载和表现出来的气质，在克制激情之后，必然会隐喻般地引出我们久违并且渴望亲临的文字空间和内心世界。基于此，华和平老师用他朴实的文学素养和写作精神在宁国这片区域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培养时期。
焦正达(宣城市作协副主席)：在文学的道路上“真诚的行走”着，这是华先生的文字给我的第一印象。他还有两只“妙笔”，这是更深层次进入华先生文字后的认知。华先生用一支凌厉的笔写“大散文”，纵横捭阖，举重若轻，穿透历史的厚重，直抵文化的内核，让我们聆听那“远去的回响”，感受他的博大胸襟和人文情怀。另一支温暖的笔写平常人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幽微澄澈地参悟了人生的本原状态。这“两只笔”同样素净淡然，一如“山里的女人”；会聚点依然是“真诚”，对历史、对生活的“真诚”。我想真诚就是华先生心灵中的“水井”，“取之不竭，存之不盈，大道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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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8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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