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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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900年前就说了，那时候的士大夫没有今天万事讲和谐的味道，单从司马光的政治意图去向看，这篇《训简示康》貌似是写给他儿子看的，事实上，肯定或多或少的表明与他的立场，与政敌王安石的意图是对立、水火不容的。我对这对死敌的理解，概括起来就是：王安石主动求富，希望国家统治者百姓都富起来，富了腰杆子才会直；而司马光刚好相反，希望国家统治者百姓能简就简，人生活得有意义，物质上过得去就行。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两者对立的意思就没那么明显——国家目标，现在不是天天都在下经济指令，GDP要达到多少多少增速、财政收入要增加多少、人均收入要超过多少多少，并强调经济发展一定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个人目标，多少岁之前要赚够多少万多少亿，多少岁之前退休，等等等，总之王安石的意图就是增加物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经济发展上去，总之发展才是王道。而今天因为资源紧张，人们另一方面又提倡低碳生活，虽然主旨是减少资源浪费，不花无谓的钱，但事实上是尽量压抑消费和商品需求，无疑不多不少压抑生产与流通环节，司马光的勤俭思路虽然有市场，但似乎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们一定要学会吝啬，不去消费不必要的消费。可以想象一下，按司马光的思路，上班最好走路，不开车也不坐公车，吃饭最好白饭+白菜一碟，休息时不要外出旅游，在家里看书修研，买衣服最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等等等。当然，强烈压抑消费会导致通缩，使经济环境逐步回归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事实是尽管通缩，人们照样好好的活着，因为消费需求极低。但这种“由奢入俭”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是太难了，一个过去开惯小轿车去办事的人，突然没车开了，要骑自行车，一定就像被打断了双腿，谁受得了？
从这点来看，如果撇开现代经济学，可以明白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何会一直标榜重农抑商。古人也不傻，他们似乎一定程度上痛恨奢华富贵，并不是违反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本能，而是明白大家都富了=社会不稳定，而不是现代社会所说，大家都富了社会才会更稳定。大家都富比大家都穷的危害大点，古人其实明白这个道理。
东周时吕不韦是巨富，一参与政治，结果改写了中国历史，汉朝初期和中期严格重农抑商，倒没什么大乱子，到后期土地兼并，地方豪强富了林立了，不听你中央的，很快玩完了，唐朝的事摆到后面再说，北南宋时期经济相对来说很好，民间资本不少，倒是有个比较著名的“茶党”谋反。饿个人觉得，中国的腐败传统应该是从宋朝开始恶化的，因为以前穷，官没得贪，后来部分人富起来了，官就有油水揩了。因此，财富在古人眼里是洪水猛兽，应该可以理解的。
唐朝的由盛转衰应该是司马光思路的最有力佐证，饿个人相信司马光本人深受唐朝的“教训”：不能不说唐朝的开元盛世咋一个“富”字了得，官与民同富，共同歌颂李隆基同志大恩大德，总体来说大家都喜气洋洋，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蟋蟀斗，结果一个安禄山谋反，一切繁荣盛世皆成浮云。并不是因为安禄山的军队多么威武勇猛，而是各地方的武装找不到会打仗的人了，大家都富足了，过惯了丰衣足食生活，一拿武器就手软，好像在哪个城市还发生过安禄山未攻城，新入伍的守军就被吓得纷纷掉下城的雷人事件……好了，有个问题值得深思，即使安禄山再威武，也不可能横行唐朝每个角落，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杀人放火糟蹋良田，再算上吐蕃捅你背后，损失点银两和人员，初唐中唐积累的财富与政治经济底蕴应该还有老本，恢复生产恢复国力应该不会太难，但为何从此唐朝就一蹶不振呢？具体原因饿本人概括不出，但饿认为司马光得知其中的奥秘。也许，注意，也许，是因为唐朝人之前过惯了富足的生活，安史之乱之后，一旦一切都成浮云，反而让人们不思进取，而是把怨气都吹向统治者身上了。这种情况跟现代社会有点相似，一个国家不论对外战争成败与否，国内生产和经流一般都可以很快恢复，如二战后的德国（包括一战）、日本和苏联，一旦内乱就很难恢复，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诸多非洲国家等。一般国家有内患时，统治者有时会考虑把焦点转向对外，但唐朝当时亚洲最牛了，没什么焦点可转移。唐朝的历史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可共贫不可共富，即使共富，时间越长隐患越大。
再联系一下最近的事态，挪威枪击事件和伦敦暴乱，直观上，是种族问题，事实上不完全是种族问题，也有“由奢入俭难”的味道在里头，挪威事件，可以理解成享受惯高福利的人不甘心与别人分享蛋糕，伦敦事件直接导火线是种族歧视问题，但谁叫你当初准入这么多移民啊？归根问题，法国也是一样，是本土白人过惯了高福利的大爷生活，那些脏活累活不愿干，找这些移民来干，你保证移民何时会造反？再说一个，英、法包括希腊，种种暴乱运动，通通都与政府削减福利有关。这些人也是的，说难听点，被高福利宠爱惯了，一旦国家有困难时，需要他们出手相助或者说要他们自己做点事情，他们就翻脸了。所以相对来说，“奢”相对于贫来说，“奢”惯了突然从0开始，与一穷二白从0开始两种是截然不同的心理。据个人的观察，越富的人之所以富，因为有吝啬的本质，很多人有一百万美元，你想问他拿一万美元救急他准会推你，倒是有些穷人一天生产10个馒头，你饿坏了他会乐于施舍一个给你吃。或者引出另一个道理，你以前是很牛叉，但你再牛叉也不能高高在上一劳永逸，不能意味着可以自己享受别人受累，明天还有很多未知的挑战等你去面对，应有时刻准备战斗的心态。
上述这些道理，其实大家不必完全100%否定古人，古人很多想法其实并不会比现代人愚笨，饿认为，我们应该增强一下自身环境突变的适应能力，作一个比喻，过惯成市舒适生活的人突然去到贫村或亚马逊森林，自己会找到适应的办法，而不是怨天尤人。社会环境也是这样，生活很多事都是很突然的，不论是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环境可能几分钟内180度大转弯，自己动手动脑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听候别人指示。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两者对立的意思就没那么明显——国家目标，现在不是天天都在下经济指令，GDP要达到多少多少增速、财政收入要增加多少、人均收入要超过多少多少，并强调经济发展一定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个人目标，多少岁之前要赚够多少万多少亿，多少岁之前退休，等等等，总之王安石的意图就是增加物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经济发展上去，总之发展才是王道。而今天因为资源紧张，人们另一方面又提倡低碳生活，虽然主旨是减少资源浪费，不花无谓的钱，但事实上是尽量压抑消费和商品需求，无疑不多不少压抑生产与流通环节，司马光的勤俭思路虽然有市场，但似乎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们一定要学会吝啬，不去消费不必要的消费。可以想象一下，按司马光的思路，上班最好走路，不开车也不坐公车，吃饭最好白饭+白菜一碟，休息时不要外出旅游，在家里看书修研，买衣服最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等等等。当然，强烈压抑消费会导致通缩，使经济环境逐步回归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事实是尽管通缩，人们照样好好的活着，因为消费需求极低。但这种“由奢入俭”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是太难了，一个过去开惯小轿车去办事的人，突然没车开了，要骑自行车，一定就像被打断了双腿，谁受得了？
从这点来看，如果撇开现代经济学，可以明白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何会一直标榜重农抑商。古人也不傻，他们似乎一定程度上痛恨奢华富贵，并不是违反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本能，而是明白大家都富了=社会不稳定，而不是现代社会所说，大家都富了社会才会更稳定。大家都富比大家都穷的危害大点，古人其实明白这个道理。
东周时吕不韦是巨富，一参与政治，结果改写了中国历史，汉朝初期和中期严格重农抑商，倒没什么大乱子，到后期土地兼并，地方豪强富了林立了，不听你中央的，很快玩完了，唐朝的事摆到后面再说，北南宋时期经济相对来说很好，民间资本不少，倒是有个比较著名的“茶党”谋反。饿个人觉得，中国的腐败传统应该是从宋朝开始恶化的，因为以前穷，官没得贪，后来部分人富起来了，官就有油水揩了。因此，财富在古人眼里是洪水猛兽，应该可以理解的。
唐朝的由盛转衰应该是司马光思路的最有力佐证，饿个人相信司马光本人深受唐朝的“教训”：不能不说唐朝的开元盛世咋一个“富”字了得，官与民同富，共同歌颂李隆基同志大恩大德，总体来说大家都喜气洋洋，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蟋蟀斗，结果一个安禄山谋反，一切繁荣盛世皆成浮云。并不是因为安禄山的军队多么威武勇猛，而是各地方的武装找不到会打仗的人了，大家都富足了，过惯了丰衣足食生活，一拿武器就手软，好像在哪个城市还发生过安禄山未攻城，新入伍的守军就被吓得纷纷掉下城的雷人事件……好了，有个问题值得深思，即使安禄山再威武，也不可能横行唐朝每个角落，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杀人放火糟蹋良田，再算上吐蕃捅你背后，损失点银两和人员，初唐中唐积累的财富与政治经济底蕴应该还有老本，恢复生产恢复国力应该不会太难，但为何从此唐朝就一蹶不振呢？具体原因饿本人概括不出，但饿认为司马光得知其中的奥秘。也许，注意，也许，是因为唐朝人之前过惯了富足的生活，安史之乱之后，一旦一切都成浮云，反而让人们不思进取，而是把怨气都吹向统治者身上了。这种情况跟现代社会有点相似，一个国家不论对外战争成败与否，国内生产和经流一般都可以很快恢复，如二战后的德国（包括一战）、日本和苏联，一旦内乱就很难恢复，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诸多非洲国家等。一般国家有内患时，统治者有时会考虑把焦点转向对外，但唐朝当时亚洲最牛了，没什么焦点可转移。唐朝的历史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可共贫不可共富，即使共富，时间越长隐患越大。
再联系一下最近的事态，挪威枪击事件和伦敦暴乱，直观上，是种族问题，事实上不完全是种族问题，也有“由奢入俭难”的味道在里头，挪威事件，可以理解成享受惯高福利的人不甘心与别人分享蛋糕，伦敦事件直接导火线是种族歧视问题，但谁叫你当初准入这么多移民啊？归根问题，法国也是一样，是本土白人过惯了高福利的大爷生活，那些脏活累活不愿干，找这些移民来干，你保证移民何时会造反？再说一个，英、法包括希腊，种种暴乱运动，通通都与政府削减福利有关。这些人也是的，说难听点，被高福利宠爱惯了，一旦国家有困难时，需要他们出手相助或者说要他们自己做点事情，他们就翻脸了。所以相对来说，“奢”相对于贫来说，“奢”惯了突然从0开始，与一穷二白从0开始两种是截然不同的心理。据个人的观察，越富的人之所以富，因为有吝啬的本质，很多人有一百万美元，你想问他拿一万美元救急他准会推你，倒是有些穷人一天生产10个馒头，你饿坏了他会乐于施舍一个给你吃。或者引出另一个道理，你以前是很牛叉，但你再牛叉也不能高高在上一劳永逸，不能意味着可以自己享受别人受累，明天还有很多未知的挑战等你去面对，应有时刻准备战斗的心态。
上述这些道理，其实大家不必完全100%否定古人，古人很多想法其实并不会比现代人愚笨，饿认为，我们应该增强一下自身环境突变的适应能力，作一个比喻，过惯成市舒适生活的人突然去到贫村或亚马逊森林，自己会找到适应的办法，而不是怨天尤人。社会环境也是这样，生活很多事都是很突然的，不论是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环境可能几分钟内180度大转弯，自己动手动脑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听候别人指示。
